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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规定 改变中国

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来源:12月8日,新华社)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发展有了更加坚强政治保证。但党面临执政环境的复杂性和复杂性,党内的思想、组织和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实践证明,管党治党,关系党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必须下更大决心、勇气、气力抓紧抓好。 5年前,《八项规定》出台,全面从严治党由此“破题”,开启了一场正风肃纪、激浊扬清、刷新吏治的作风之变。5年后,当初仅仅600余字之规定,却扭转着时代风气的深刻变化,使党风政风焕然一新;而今,它仍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依然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手段,只凭这一点,它已远超当初许众人预期;而且,当时认为公款吃喝等中国官场的“老大难”问题,竟然出现如此显著改善。 作风建设,成绩斐然。5年来,党中央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把八项规定作为作风建设切入点,把全面从严治党为突破口,紧盯重要节点,从件件具体问题抓起,坚决杜绝“节日腐败”。截至今年10月,全国累查处超19.32万起,处理超26.3人,党政纪处分超14.5万人,真是累累硕果,成绩卓著,体现了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和狠抓作风建设的坚定决心与毅力。 这5年来,具体到各地,也都交出了作风建设满意“答卷”。一开始就坚持问题导向,从具体的、细小的问题抓,从月饼、粽子等“小事小节”入手,狠刹“四风”。截至今年10月,全国查处违规公款吃喝等三类突出问题共超4.55起。其中,在2013和2014年占68.6%;2015年占17.1%;2016年占10.8%;2017年仅占3.5%。显然看出,违纪存量和增量在大幅度减少,这更足以证明:八项规定,改变中国。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创新监督手段,充分利用互联网、新媒体和新技术,大大拓宽监督渠道,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形成群众监督的浓厚氛围;“八项规定”修改实施细则,着重对改进调查研究等方面内容,作了全面规范、细化和完善;中纪委推出八项规定精神“表情包”接地气,换新天。十八大以来,中央十二轮巡视和各级巡视巡察均把作为重要监督内容和监督手段逐渐固化为制度,构筑成反腐“天罗地网”,让隐变“四风”无处藏身。 八项规定,改变中国。只有将八项规定深入人心,彻底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干部效率,把好方针政策落到实处,才能不断推动党的事业前进,得到群众的拥护,中国的明天才会希望。才能让百姓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不断深入人心,人民满意,世界关注,“八项规定”精神牢牢扎根中国大地,让中国政治生态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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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中心>本网独家> 全国政协常委沈德咏:编纂统一刑法典势在必行

日期: 2020-05-27 13:14:06    来源: 中国网   作者: 刘洪庆 栗卫斌   编辑: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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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沈德咏。

中国网5月26日讯(记者刘洪庆 栗卫斌)新中国历史上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民法典”正在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沈德咏在接受中国网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一些领域的不法人员的犯罪手段和方式不断发生变化,亟须进一步调整刑法分则罪名体系和合理设置罪名,有必要根据形势变化调整具体罪名的刑罚配置。加快编纂新的统一刑法典不仅必要,而且势在必行。

沈德咏表示,我国现行刑法制定于1979年,1997年进行了重大修订。此后,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我国立法机关又陆续通过了一个单行刑法和十个修正案,总体上满足了司法实践的需要,解决了“有法可依”等重大问题,为建设法治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现行刑法体系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刑法条文和内容设置的科学性存在不足,刑法与其他刑事法律的协调性不够,刑法适用上的一致性存在较大差异等方面。这些问题不解决,势必严重影响刑法及其法律适用的科学性、严谨性,也容易给司法、执法、守法带来差异。“你眼中的法律,可能不同的执法者、司法者和守法者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这势必给公民守法,人权保障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沈德咏说:“若继续采用‘修正案的形式对刑法进行修改已不可行,难以为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现行刑法的容量不足难以适应现实的需要;打补丁方式破坏了刑法的体系性;影响刑法的内在逻辑和条文标序,适用不便、观感不好。因此,加快编纂一部统一刑法典已势在必行。”

他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变化,一些不法人员的犯罪手段、犯罪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亟须进一步调整刑法分则罪名体系,合理设置罪名,同时有必要根据形势变化调整具体罪名的刑罚配置,并在新的刑法典中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平等保护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要求。

他呼吁,在制定统一的刑法典时,不仅要充分吸收刑法理论研究成果,系统修改完善刑法规定;要重新梳理“违法”与“责任”的关系,进一步完善共同犯罪、单位犯罪等制度,不让一些经营主体钻法律的空子,损害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要正确定位责任年龄,既有效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又有效防止不法人员在实施违法犯罪时拿年龄做文章。要完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制度,更好地激活法律制度,更好地发挥法律制度蕴含的价值,充分发挥法典的积极作用,回应社会关切。

他提出,要系统整合刑法分则罪名体系和刑罚配置,如劳动教养制度、收容教育制度相继被废止,亟须更加合理地设置入罪标准和更为科学地设置刑法分则罪名,实现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有序衔接。同时,也应当根据形势变化调整具体罪名的刑罚配置;系统吸收、整合1997年以来的刑事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中的相关内容。

沈德咏认为,应当将现行刑法总则第三章“刑罚”和第四章“刑罚的具体运用”重构为“刑事责任承担”。目前,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除了执行刑罚之外,还包括缓刑、定罪免刑等,此外还有非刑罚处罚等刑事执行措施,仅用“刑罚的具体运用”不足以涵盖上述内容。他建议研究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种类划分,完善刑事执行制度,包括完善非刑罚的处罚措施的适用条件,调整减刑、假释的适用标准,妥善解决贪污贿赂终身监禁制度与其他罪名刑罚配置不协调等问题。

他建议,要通过技术处理方式,将现行刑法分则“备而待用”的死刑罪名进行科学转化,在法律上减少死刑适用的罪名。基于我国的国情,死刑不可废除。但我国现行刑法分则有一些死刑罪名仅是属于“备而待用”性质,实际适用并不多,并且多个刑法条文的死刑适用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重合与竞合。故可以考虑通过转化(如设置转化犯)等方式,从技术层面减少死刑罪名。如对因放火致人死伤的,不应再按放火罪论处,相关条文也不再配置死刑,而是可以规定转化为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处理。通过类似的技术处理方式,使刑法中的死刑罪名在法律制度层面减少。从而体现我们党和国家始终坚持的慎刑恤刑、“少杀慎杀”的法律原则与司法政策,也彰显我国刑法的文明与进步。

他表示:“通过编纂统一刑法典,将1997年以来的刑事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作一系统梳理,对于合理成分予以吸收,对于有争议的问题予以明确”惟其如此,方可以更好地适应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权,更好地实现良法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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