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茶花文化「中国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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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海人民在“崴”花灯中享受民族文化 贡献民间智慧

这朵“山茶花”代表了民族文化的大融合

引言：灿烂的中华文化由各民族共同创造而成，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云南花灯因其活泼热闹，通俗易懂，贴近民间生活而深受云南各族人民喜爱。2008年，云南花灯戏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云南花灯是各民族文化的积淀，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云南本土文化中具有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强大力量。

云南花灯《大补缸》

云视网讯（记者李丽萍 实习记者梁爽）在云南没有哪一种文化像它一样，在历史的长河里保持着如此宽广的人气和热度。越是乡土气息浓厚的地方，喜欢花灯的人越多。花灯源于民间歌舞，是明末清初形成的一种地方戏曲形式，在流行过程中因受当地方言、民歌、习俗等影响而形成不同的演唱和表演风格。云南花灯乡土气息浓郁，有地域民族风格特色，融歌、舞、戏于一体，是老百姓最喜爱的娱乐形式，被喻为云岭高原的红山茶。

云南花灯的特点是“崴”，只要音乐一响，演员瞬间带动跨、腰，身体随之配合，极富韵律地左右崴动着，动作灵巧明快。花灯通过小崴、正崴、反崴这些主要动作，表演起来十分喜庆，可以说“无崴不成灯”。对于福海人来说，则是“无灯不成活”。

昆明市西山区辖区面积最大的主城区街道——福海街道，其下辖的14个社区中有8个是撤村建居社区，至今还保留着看花灯、唱花灯的习俗。苍海桑田，世代相传，当地老百姓“崴”花灯的那颗心始终不变。在福海，民间花灯团队遍地都是，福海人民在吹拉弹唱中享受着民族文化，流淌着喜怒哀乐，承载着四季轮回，贡献着民间智慧。上至80岁老翁，下至3岁孩童，都离不开花灯。很多群众能随口唱几句花灯，甚至演几段花灯小戏。在84岁李文华长达70年的记忆里，在33岁李丽的孩童时期，花灯舞台都是最热闹的所在，没有之一。

曾经福海街道新河社区老百姓坐等看花灯的场景

不看花灯就不算过年

福海街道但凡有花灯爱好者聚集的地方，都会有人自豪地说“我们这儿是花灯窝子！” 福海街道新河社区位于滇池岸边，几十年前水路发达，每逢春节唱花灯时，小船就会从四乡八邻驶来，直至停满河岸，拥挤到船与船之间的空隙消失不见。李文华打趣道：“云南省花灯剧院唱花灯是停满了车，而我们新河唱花灯是停满了船。”“去别的村唱花灯，老百姓不让走，从家里拿来鲤鱼、腌肉和饵块，让吃饱了再接着唱！”李文华从14岁开始唱花灯，尽管已经过去几十年，讲起自己年轻时唱花灯当主角的受欢迎程度，仍激动得脸上泛起了红光。

“小孩子初一踩台，顺风顺水。春节我们少儿组第一个上台。下午2点开演，有人早上11点来占座，用围腰栓在凳子上连成一片。晚场7点，他们5点又来了。”从小跟大人看花灯的新河社区李丽9岁登台，她记得有一次表演花灯歌舞《万盏红灯庆新春》，台下坐着站着好几百人掌声不断。“那些年新河的花灯戏台是附近少有的大戏台，它存在了多少年，新河花灯就红火了多少年。”

庄轩曾在上个世纪90年代请云南花灯名家袁留安来福海街道杨家社区李家地村表演，闻讯赶来的观众差点没把李家地的客堂给挤塌了。“两盏西门子牌烧煤油的气灯，点上以后满屋子亮堂堂的，里里外外到处都是黑压压的人。”除此之外，村里一年到头重要的日子都不能没有花灯，三月三、端午、重阳、春节初一到初七。再加上过年各花灯团之间的相互走动，要一直唱到元宵节才算完。

一次陆家社区田琼芬所在花灯团到富民县赤鹫镇演出，天气阴冷，飞雨山风呼呼耳边过，她不得不三件戏服摞着穿。台下的观众从老远的地方赶来，身旁放着火盆，坐着自家带来的小板凳，打伞看完两个小时的演出仍在台下嚷嚷：“还早呢，再来一段，再来一段！”那一刻田琼芬没觉得冷，只觉得自己格外美。

这些花灯人的高光时刻，也是福海人的幸福时光。这样的场景，在云南并不少见。

每年各花灯剧团春节送戏下乡唱春台时，观众人数之多，看戏热情之高，演出场地之热闹，是花灯才有的亮丽风景线。

1999年春节，云南省花灯剧院演出二团在呈贡县马金铺乡白云村演出，该村有3600人，而看戏的观众达6000人。2000年2月，剧院演出一团在嵩明县露天舞台演出，气温6度，演员们冒着寒风为1万多观众演出。温度骤降，下雨下雪，最后还有100多名打伞观众守在台下不肯离开。演出团临时搭起一块幕布遮雨雪，为他们演花灯小戏《喜中喜》《闹渡》等节目。观众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花灯的魅力哪里来？

除了唱春台，结婚、过寿也少不了花灯。福海街道福海社区田永秀回忆，她所在的花灯团去武定县唱婚宴是站在村民家的天井里，踩着没有浇筑过水泥的红土地。办喜事人家的天井里、天台上，密密麻麻全是人，两边邻居家的天台上也站满了听花灯的人。在这番热闹景象感染下，田永秀被泥土弄脏的戏服显得微不足道。

“花灯是在唱我们老百姓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这是福海街道陆家社区76岁田桂英喜欢花灯的理由。生活原始泥土味，百姓自带烟火气。源于民间，成于民间的云南花灯，充满了油盐酱醋和苦辣酸甜。这也许就是老百姓所说的“灯味”。

花灯歌舞小戏《游春》

在云南省花灯剧院的李丹瑜看来，花灯十分接地气。比如花灯歌舞小戏《游春》里，风趣的老爹带着六个孙女去游春，老爹催促“小六妹，你的脚步要加紧，大好春光不等人。”顽皮的小六妹回老爹“不是我的脚步慢，是我的肚子在叫喊。你听，它在说‘我要吃米线’”。《游春》用老百姓最熟悉的云南话和最爱吃的米线来表达，让人听了十分亲切。云南省花灯剧院创作了不少这类传统花灯，如《探干妹》《小姨妹过河》《老海休妻》《十大姐》《大茶山》等，深受云南人的喜爱。

云南省花灯剧院梅花奖获得者李丹瑜

相比程式化的京剧，花灯可塑性更强。李丹瑜介绍，“它就像个年轻的孩子，不停地吸收着、创造着、成长着，在戏曲的百花园中寻找自己的个性与特色。”以李丹瑜出生的花灯之乡玉溪为例，部分玉溪花灯艺人不再满足于老灯时期花灯的歌舞属性，开始移植、改编其他剧种剧目，使花灯向戏剧化发展。新灯时期，玉溪花灯大量吸收滇剧元素，“灯夹戏”让玉溪花灯在云南花灯中独树一帜。此外，李丹瑜主演的花灯剧《玉海银波》以保护洱海为主题，融合了大理白族的舞蹈霸王鞭和音乐。她主演的另一花灯歌舞剧《走婚》也揉入了少数民族的歌舞和服饰，并用交响乐配乐。海纳百川的云南花灯由各民族文化相融合而成，具有浓郁的地域民族风格特色，在中国戏曲界很是特别。

原创花灯歌舞剧《走婚》

云南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花灯名师金正明

云南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花灯名师金正明说：“花灯表演必须要做到真听、真看、真想这三个要素，才能贴近生活，表演才真实，才能受到老百姓的欢迎。从主旋律来说，云南花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弘扬真善美正能量。”苦戏总是催人泪，福海街道福海社区田永秀在演花灯时擅长用细腻的感情打动观众。一次在花灯小戏《甩婆婆》中，她饰演闺女，眼见自己母亲被嫂嫂们欺负，境遇凄惨，“我在台上哭，台下很多村民也跟着默默垂泪。我演恶人时，村民也会骂我。”说到这，田永秀忍不住笑了起来。

花灯对于云南人来说，到底是什么？“花灯是魂。花灯是云南人的命根子。”通过福海街道新河社区李丽的抖音号“昆明奶奶”找到“花灯窝子”的黄琳媛笃定地说。黄琳媛毕业于云南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戏曲学院花灯科，现在专门化舞台妆，但20多年一直没离开过花灯圈子。在她母校创作的花灯歌舞《灯魂》中，有戏词唱到“灯哥哥爱玩灯，离了灯他就活不成；灯妹子爱玩灯，离了灯她就丢了魂。云之南彩之乡，人爱灯来灯爱人。都说云南好山水，山是灵灯是魂。”这道出了云南花灯人的心声，是李丹瑜和金正明“一生只做一件事——唱花灯”的原因，也是他俩的前辈袁留安坚定不移抱住花灯不放的切身感受。

云南花灯表演艺术家袁留安

云南花灯由“团场灯”“簸箕灯”到进入“灯棚”“茶室”，到登上现代化大舞台，这几种代表不同层次、不同发展水平的花灯演出形态，袁留安都有幸见证并参与了实践。从艺60年，袁留安博采众长，为我所用，自成一家，有很深的花灯演唱造诣。鼓舞袁留安的，是每一次下乡演出花灯时人山人海的盛况，一些优秀花灯节目当场在观众中引起的强烈共鸣，花灯爱好者迫切盼望辅导的渴求，广大业余花灯演唱组织雨后春笋般的在农村兴起……

“可惜袁老师不在了，听不到那么好的花灯了。”作为袁留安的铁杆粉丝，杨家社区庄轩小心翼翼保存着袁留安写的《儿时学灯记》《创腔随谈》《扮演“老牛筋”的点滴体会》《花灯发展之我见》等文章，绝不外借。袁留安在文章中提到，农民是培育花灯这朵“山茶花”的沃土。出身于农村，学艺也在农村的袁留安深深懂得这个道理，小剧场，大礼堂、乡台子、广场上、田边地头都留下了他的舞台形象。无论他唱到哪里，哪里就能掀起阵阵热浪，密密麻麻的观众和热烈的掌声包围着他。不管男女老少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袁哥哥”。李丹瑜、金正明讲起这位前辈的唱腔和群众缘都直竖大拇指。

花灯是割舍不下的情怀

“有没有灯味，一张嘴就知道了。你比如说《探干妹》中的一声‘干妹’，很考验唱灯功底。”庄轩16岁学花灯，65年来吹拉弹唱无所不会。每逢周四他像上班一样，带着滇胡、月琴、笛子、三弦、唢呐等乐器到杨家社区的李家地茶馆里，咿咿呀呀拉上一下午。李家地59岁的杨兰琼和另外几位大妈们，也是周四必到的主角。他们的想法很简单，这么好玩的花灯为什么不一直唱下去？

李丽（左）和黄琳媛在唱花灯

新河社区李丽和发小杨微两个80后年轻人，在回迁小区建成入住后又搭起棚子继续崴花灯，带着一群80岁的昆明奶奶一起录视频。蓝布大襟衣、绣花围腰和尖头撒花布鞋是她们团队标志性服饰。她俩还通过抖音结识了一群花灯爱好者，比如演奶奶入木三分的黄琳媛。黄琳媛打开手机上的视频指着说：“你看我这身衣服，是我奶奶唱花灯时穿的，她把衣钵传给了我。我要把老人家的愿望传承下去。”尽管李丽、杨微的花灯团队恢复演出时间不长，2021年春节还是吸引来了几百个观众。从去年到现在，李丽和杨微自掏腰包操办了三场花灯演出。架音响、铺地毯，这些活儿全由她们家里的男人来干，长辈则主动承担起做饭的任务，犒劳辛苦演出的大伙儿。

杨微有一对双胞胎女儿，两岁三个月大，“你别看她们小，平时我们排练花灯，老大会跟着曲调哼唱两句，听着很像《大茶山》。如果以后她喜欢，我也会支持她。”

李文华是李丽和杨微儿时的花灯师傅。不论是学校还是民间花灯团的传承，都是“传帮带”的“师徒”模式。学习花灯在八九岁的年纪便开始练习，少则3年，多则8、9年。教过无数徒弟的李文华，虽然已经84岁唱不动也演不动了，但以前登台的照片还被他像宝贝一样好好保存着，每到周未守着看云南广播电视台娱乐频道的花灯栏目，“我也说不出为什么，就是喜欢。一辈子的爱好，扔不掉了。”

“我20岁就知道这一生只唱花灯。”1965年出生的金正明在云南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戏曲学院经过五年花灯学习，1985年到玉溪花灯团工作后，有幸主演了大型神话花灯歌舞剧《金花银花》。“这个剧在剧场里白天加晚上连续演了两个月，很火爆。五年学到的花灯技巧得到认可让我越发喜欢花灯。”58岁的金正明说起这些，声音洪亮，目光坚定。不论是在花灯团上台表演，还是回母校任教，他沉浸在花灯的世界里甘之若饴。

2021年云南省花灯剧院“文化大篷车千乡万里行”在昭通的演出现场

90后的傣族姑娘们月爱是云南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戏曲学院花灯科2019年毕业的学生。她们这批学生进入云南省花灯剧院后，在舞台经验丰富的前辈手把手指导下日渐成长，并和前辈们一起参加省属文艺院团自2009年以来开展的“文化大篷车千乡万里行”演出活动。“我去昆明乌龙和马金铺唱花灯，当地老百姓对花灯的那种淳朴热情深深震撼了我”。

土生土长的云南花灯不仅在汉族流传，彝族、白族、壮族等少数民族也演唱花灯，并将其民族音乐舞蹈等文化元素融入其中，使之成为本地独特的艺术样式。如大理弥渡花灯也流行于白族、彝族聚居区，红河彝族花灯是云南花灯的一个重要分支，文山地区花灯与壮族艺术有交流等等。云南花灯还得到了全国的认可，2008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李丹瑜以其主演的大型花灯剧《玉海银波》和花灯小戏《小姨妹过河》《孔雀公主》《斩窦娥》三出戏组成的专场演出，成为2003年第二十届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生在云南，长在云南，在花灯的世界里施展才华并找到自我的李丹瑜说，花灯值得她用一生去传承和发扬。

对于花灯专业从事者和民间花灯爱好者来说，花灯是割舍不下的情怀，是浸润在云南人骨子里的风俗，是烙印在云南人血液里的文化符号。他们希望花灯这一民族文化，能流芳百世，永久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