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名著《水浒传》歌颂了什么「水浒传歌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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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昌春

《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大家知道的，但是，文学作品所表达的愿望，总是通过歌颂一种精神、品德和行为来表现的。那么，古典名著《水浒传》到底歌颂了什么呢？

其一，《水浒传》讴歌的是英雄人物。《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书中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梁山好汉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象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恨什么。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其二，《水浒传》歌颂的是仗义疏财。《水浒传》歌颂的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其三，《水浒传》颂杨了流民无产阶级的品德。流民无产阶级的性格特点是优点突出，缺点也突出；丑的一面也突出，美的一面也突出，犹如蚕丛险峰与野涧瀑布，既险恶又奇美。

流民无产阶级也的确有不少值得赞美的性格品德。首先是胸襟宽阔。他们走南闯北，视野开阔，他们“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所以敢作敢为。他们经济上不自私，感情上不狭隘，不嫉妒，不吝啬，不斤斤计较于你得我失，不结冤记恨于前仇旧怨。，李逵打了张顺，张顺灌了李逵，一碗酒过后，都忘了。

流民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格中，最可赞美的是他们哪种勇敢的反抗精神。他们没有农民的那种“知足常乐，能忍自安”的苟且与怯懦；他们没有知识分子的委曲求全、小心谨慎；他们没有市民那种顺风转舵、逆来顺受的市侩性。

由于流民无产阶级有能团结能战斗的特点，所以战争中流民型的将必是好将，兵必是好兵。我国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凡成其大事的，都是流民无产阶级型，如刘邦、刘备、朱温、刘裕、朱元璋等。农民和知识分子当领袖，又都成不了气候，所以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谚语。秀才的书生生涯，养成了他们循规蹈矩，谨小慎微；诗文竞争，养成了他们唯恐别人超过自己的心理，这一点表现为王伦的嫉贤妒能。刘邦、朱元璋的胜利在于，流民无产阶级当领袖，知识分子当辅佐，流民无产阶级的冒险精神和知识分子的小心谨慎正好可以缺点互补。所以知识分子只可为王师王佐而不可为王者。《水浒传》描写宋江就是刘邦、刘备型，吴用是张良、诸葛亮型。

《水浒传》主要歌颂了梁山集团领导者能团结能战斗的古代流民无产阶级的品德。《水浒传》之所以歌颂流民无产阶级，还因为《水浒传》是由说书演化而来。而说话，很大一部分听众是军人，军人中的流民成分最多，有招安或招募来的士匪，有赌徒、闲汉等等；听众中其他闲汉也很多。《水浒传》歌颂了流民无产阶级的“仗义疏财”、“解囊相助”、“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等的江湖义气和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流民无产者“理想”，迎合了流民阶级的口胃。《水浒新议》说“仗义疏财”等等是市民的愿望，恐说不通。市民积铢累寸，斤斤计较，不会有“仗义疏财”、“拔刀相助”的豪气。“仗义疏财”、“拔刀相助”是流民无产阶级的愿望。他们“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希望经济困难时有人“解囊相助”，受欺负时有人“拔刀相助”。

总之，《水浒传》通过艺术形象表现的“官逼民反”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它所表现的梁山泊英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有力地冲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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