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圣王羲之典故「王羲之传世真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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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东晋著名书法家。《晋书》中有其专传，其事迹在《世说新语》等著作中也有记述。出身望族的王羲之，有才华，有理想，因为性格洒脱，成就了“东床快婿”的佳话；他为官三十余年，历任秘书郎，宁远将军，会稽内史、右军将军等职，他勤政爱民，提出了不少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建议，可惜未被当政者采纳，忧愤之余，他毅然辞官归隐。王羲之最为人们所称道的，还是在书法方面的造诣。他广采众长，心摹手追，自成一家，兼善隶、草、楷、行各体，影响深远，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本人则被后世尊为“书圣”。

浙江绍兴嵊州市金庭镇金庭观，王羲之晚年隐居处

从一片“牛心炙”谈起

王羲之，出身于魏晋名门琅琊王氏，他的父亲王旷，曾做过淮南太守。读者可能对王旷不太熟悉，但说起王羲之的两位伯伯，大家一定有所耳闻，他们就是王导和王敦。特别是王导，官至太傅，拜丞相。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王指的就是以王导为首的王氏家族，马是东晋皇室司马家族，可见当时琅琊王氏的势力是很大的。

据史书记载，王羲之幼年并没有显露出不寻常的才智，甚至有些“涩讷”，比较害羞，说话也不太流畅。而十三岁时的一次经历，让王羲之有了彻底的改变。一次，王羲之和家人去拜谒当时的名士周顗。周老先生官拜礼部尚书，德高望重，受到很多的人尊敬，他识才、爱才，竭尽全力推举人才。由于他在朝廷有“一言九鼎”的作用，所以经他褒奖、推荐得到重用的人有很多。这一天，正赶上周顗宴请宾客，他见到王羲之，“察而异之”，觉得这个小孩子不一般。经过交谈，更感到这位少年才学超群，将来必成大器。大概是受经济条件的限制或者缘于某种习俗，“牛心炙”即烤牛心在当时是名贵的菜肴，用“牛心炙”来待客，具有礼仪性质，说明客人的尊贵。而且按照习惯，主人先请谁品尝这道菜，谁就是宴席上最高贵的客人。周顗在众多客人都没有动筷子之前，先割了一片烤牛心给王羲之，这一举动震惊了满堂宾客，大家顿时对面前这位“默默无闻”的孩子刮目相看。

王羲之受到如此礼遇，名声广播，从此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举止谈吐都变得从容大方起来，和幼时判若两人。王羲之的改变，既说明自信对一个人的重要性，也使我们认识到他人的鼓励和期许对一个人成长的作用。其实，王羲之与当时出身望族的纨绔子弟不同，他有理想，也有才华，少年时便得到了家族人的肯定。当时主簿阮裕有名望，是一位博学多才、仗义豪爽、“兼有诸人之美”的青年。王敦曾对王羲之说：“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可见对王羲之的器重。

“坦腹东床”造就的婚姻佳话

“东床快婿”“东床娇婿”是对“女婿”的美称。若追究这个词的来历，就得说到王羲之的一段婚姻佳话了。

当时，官至太尉、为人正直的郗鉴年逾半百，但家中还有一个女儿尚未出嫁，此女名叫郗璿。父亲郗鉴想物色一个合适的女婿，以解决女儿的婚事。东晋时期，婚姻往往讲究门第，王氏家族门第显赫，而且人才济济，丞相王导的子侄有十余人。郗鉴考虑，如果能从中选取一位作为女婿，岂不美哉。于是，郗鉴派使者给王导带信，想在王氏子弟中找个女婿。王导对郗鉴的侍从说：“你到东厢房去随意挑选吧。”侍从回去以后，向郗鉴报告说：“王家的儿郎们都不错，听说要来挑选女婿，个个都很矜持，只有一个人在东面的床上露着肚皮躺着，好像若无其事的样子。”郗鉴听后，说：“就是这个人了。”询问之下，才知道此人就是王羲之。于是郗鉴就把女儿嫁给了他。郗鉴看重的应该是王羲之的自然洒脱。

郗璿是一位很有教养的贤淑女子，自幼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当时有名的才女。她的书法卓然独秀，被称为“女中笔仙”。婚后，郗璿作为贤妻良母，为王羲之抚养子女，与王羲之探讨书法艺术，王羲之能够成为著名书法家，郗璿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二人的这段婚姻佳话也传颂至今。

金庭观大门

勤政爱民的“王右军”

王羲之步入仕途，最初的官职是秘书郎，主要负责整理和校阅皇家的图书。后来，他应西征将军庾亮之请，赴武昌任参军、长史，咸康二年（336）任临川太守。据《晋书·王羲之传》记载，“亮临薨，上疏称羲之清贵有鉴裁。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

永和四年（348），殷浩总揽朝政，委任王羲之为护军将军。护军将军的权力很大，不但管理一支保卫皇帝和京师的军队，而且其下还有属官，若受命出征，还可以设参军。王羲之在这个职位上恪尽职守，关心士卒的疾苦。他曾发表题为《临护军教》的一道命令，大意是：现在的军营里要公役均平，我委派忠于职守、谨慎公正的人到各营，你们对自己遇到的困难，可以畅所欲言，军营中如有老弱多病、不能温饱或无法养家者，都要区分不同的情况予以安置。但是，护军之职往往疲于奔命，有时要去江州，有时又要到苏浙。也许是这种原因，王羲之请求调职，但朝廷没有答应，直到他出任会稽内史、右军将军。这是王羲之所任的最后一个官职，所以他又有着“王右军”之称。

然而，当时官场上的明争暗斗为王羲之所厌恶，他又绝不会向朝中的达官贵人谄媚求荣，不得志使他下决心辞官退隐。永和十一年（355）三月，王羲之称病弃官，他在自己的住所建书楼，植桑果，教子弟，赋诗文，作书画，以放鹅弋钓为娱，直至病逝。王羲之去世后葬于浙江剡县（今浙江绍兴嵊州市）金庭瀑布山南麓。如今该地还留有“晋王右军墓道”石牌坊及“晋王右军墓”碑亭。

在一般人眼中，王羲之是书法家、艺术家，殊不知他在做官的三十余年中，对治国从政也有着自己的见解，提出过不少改革弊政的措施，是一位热爱百姓的官员。针对朝廷存在的弊端，王羲之从宏观到微观、从大政方针到具体实施策略发表了一系列见解。不仅如此，他还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为百姓办了许多实事，也为稳定时局做出了一定贡献。他在《杂帖》中曾说：“政自当豁其胸怀，然得公平正直耳。未能忘己，便自不得行。”一位胸怀宽大、一身正气、具有忘我精神的古代官员形象，跃然纸上。

王羲之曾对朋友说，有的官员不肯多为百姓做事，常常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任期一到就拍拍屁股一走了之，这叫什么父母官？就在他任会稽内史期间，有一年发生了灾荒，老百姓只能以草根、树皮充饥，不少人贫病交加，在死亡线上挣扎。面对这一严重灾难，王羲之心急如焚。这时，有人提出由官府拿出一点钱和粮来救济灾民，但这显然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还有人提出从外地运粮到会稽来，但远水救不了近火，难以解决燃眉之急。王羲之巡视了郡境之地，断然决定打开几座大粮仓来赈济灾民。有属官急忙阻止说：仓库的粮食是百姓交给朝廷的赋税，用不得。擅自开仓放粮，是大罪。王羲之反问道：粮食是百姓缴纳的，如果百姓逃荒的逃荒，饿死的饿死，以后又有谁来交粮纳税呢？救百姓要紧，至于后果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庆幸的是，事后朝廷并没有对王羲之兴师问罪，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王羲之在危急关头开仓赈济，救活了很多人，对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在执行这一举措时，官员没有营私舞弊的行为。其二，王羲之关心百姓，在会稽很得民心，威望很高。

而对于贪官，王羲之的态度是严加惩办。一次，他视察地方时，发现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所谓“耗”，就是消耗，即因管理不善，被虫、鸟、鼠偷吃以及发霉变质等损耗，这在古代是有规定的，如果超出了范围就是仓督监的失职，而仓督监自己盗窃官米，就属于违法乱纪了。盗窃官米，会导致国库空乏，这是一件关系到国家经济、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王羲之主张对这些奸吏给予重判，“诛翦一人”而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此外，王羲之还注意到漕运于国于民均有大的益处，如遇灾年，就能以粟就人，而不是以人就粟了。百姓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抗灾自救，以免跋涉之苦，这对保护劳动力、发展生产无疑是有利的。有鉴于此，王羲之毅然向朝廷建言复开漕运，并提出了实施办法。他希望朝廷将开漕运的事尽快决定下来，并委派专人实施，年终以此来考核政绩，如不能完成任务，且政绩很差，可以治罪，或降职。

对于“愦愦之政”，王羲之也是极力反对的。什么是“愦愦之政”？这就要说到王羲之的伯伯王导了。王导辅政期间，豪强横行，贪赃枉法，百姓苦不堪言。而王导对此却采取容忍宽恕的态度，有时仅惩办一些下级官员来敷衍了事。人们对此非常愤慨，称王导的治国方略为“愦愦之政”。“愦愦”是贬义词，糊涂、昏乱的意思，也就是说王导施行的是昏乱之政。王导之所以这样做，和当时的社会背景不无关系，但其造成的后果却是恶劣的，以致有人曾想起兵讨伐王导。王羲之虽然是王导的侄子，但对王导辅政下的时局极为不满，他极力主张惩办贪官污吏和不称职的官员，以此振奋朝纲。应该说，王羲之的建议和主张都是有利于国计民生，也是符合实际的，然而却未被当政者所采纳，他的内心自然非常忧愤，这也是他决定辞官的一个重要原因。

俯瞰金庭观

一代“书圣”

王羲之最为人们所称道的，还是在书法方面的造诣。王羲之自幼爱好书法，他的父亲王旷也是位书法家，善行书、隶书。受到良好书学熏陶的王羲之，据说在七岁时就能写一手好字，十二岁时从父亲那里找来东汉书法家蔡邕的《笔论》来读。

少年王羲之曾向卫夫人学习书法。卫夫人名铄，是汝阴太守李矩的妻子。她师承钟繇，深得其法，擅长隶书、楷书，唐人称她的书法为“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插花舞女，低昂芙蓉”，又如“美玉登台，仙娥弄影”。卫夫人向王羲之传授了钟繇之法以及自己酝酿多年的书风与法门。现代著名学者、书法家沈尹默曾说：“羲之从卫夫人学书，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钟法，姿媚之习尚，亦由之而成。”后来，王羲之从卫夫人的书学方法中跳脱出来。传为王羲之撰写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做了这样的记述：“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羲之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断开拓视野、广闻博取、探源明理的学书经历和用心。

关于他“东床坦腹”之事，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当时王羲之沉迷于书法，因为天气太热，便随手脱掉外衣，袒胸露腹，躺在床上再三赏玩蔡邕所书的古碑拓片，把相亲的事早就忘光了。

经过不断的学习、创新和练习，王羲之的书法水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张怀瓘《书断》卷中记载道：“（王羲之）尤善书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一般而言，一个书法家一生能够精于一种字体已属不易，而王羲之能擅长诸体，可谓是古今书家之最，能够被后世尊为“书圣”，也是实至名归。

对于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历来评价很高。梁武帝萧衍曾说：“王右军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唐韦续撰《墨薮》说：“王羲之书若壮士拔剑，拥水绝流。头上安点，如高峰坠石；作一横画，若千里阵云；捺一偃波，若风雷震骇；作一竖画，如万岁枯藤；立一倚竿，若虎卧凤阙；自上揭竿，如龙跃天门。”

今天看来，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具有从容衍裕、气象超然、不为法拘之美，这源于他心灵的纯净、潇洒的态度以及超然的品性，这种美完全是从他心中自然流出的，有着本真的魅力。

说到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最为我们熟知的便是《兰亭序》了，它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甚至成为王羲之书法艺术的代名词和象征。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和谢安、孙绰等四十余位友人相约到会稽山阴兰亭“修禊”，所谓“修禊”是古代的一种祭祀活动，用以祈福，消除灾疠。当时，这些文人聚在一起，作曲水流觞之饮，并应景赋诗。后来，王羲之将友人的诗收集在一起，并乘着酒兴用茧纸（麻纸的一种）、鼠须笔信手写成一篇序言，即《兰亭序》。这幅作品历来被认为是最为纯正典雅的行书范例，历代文人书家均加以效法。据说，日后王羲之想写得再好一点，然而“书百数十本无如祓禊所书之者”。其实，书法创作和其他文艺创作一样，是在特定的氛围、条件下产生的艺术效果，有时重复一遍很难再现原来的面貌。

唐太宗曾广搜王羲之的字画，在他得到《兰亭序》后，曾命人临了数本，分赐给皇太子、诸王和近臣。后来，这幅作品随唐太宗一起入葬昭陵。唐太宗曾这样称赞王羲之的书法：“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

关于王羲之学书、习书的趣事轶事也有很多，体现了他对书法艺术的追求、书法造诣的高深以及精益求精的态度。这里不妨试举几例。第一例是，民间有王羲之爱鹅的传说。他所在的会稽郡有一位老婆婆养了一只善于鸣叫的白鹅，很惹人喜爱，王羲之让人去买来，不料老人不肯出售。无奈之下，王羲之只好经常去看这只鹅，老人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王羲之又派人前去说服老婆婆，可老人还是不答应。那人只好明白地告诉老人，是王羲之想买这只鹅。当时，王羲之的大名可谓妇幼皆知，老人喜出望外，又听说王羲之要亲自来拜访，更是高兴。第二天，王羲之带了不少礼品登门求鹅，不料老人为了招待这位“名人”把鹅杀了。王羲之不见白鹅，又得知鹅已被杀，心里很不是滋味，伤心地离开了。他回家后“叹息弥日”。

还有一次，山阴有一位道士，养了许多白鹅，王羲之见了非常喜爱，就要向道士购买。道士说：你给我写一本《黄庭经》（《黄庭经》是魏晋时期流传的道家养生修炼之书，《晋书·王羲之传》误作《道德经》），我就把鹅赠给你。这是让王羲之抄写经文作为交换条件。王羲之爱鹅成癖，因此欣然同意。他怀着虔诚之心用了半天的时间，工工整整地抄完经文，十分高兴地“笼鹅而归”。

那么，王羲之为什么如此爱鹅呢？后世学者常从书法的角度揣测其缘由。鹅，洁白的羽毛，红额红爪，煞是好看，加上或引颈高歌，或张开双翅，也许给王羲之习书带来了启迪，使他从中领悟到了点画运笔的技法。北宋陈师道在《后山谈丛》中便说：“逸少非好鹅，效其宛颈耳，正谓悬手转腕。而苏公（即苏轼）论书，以手抵案，使腕不动为法，此其异也。”陈师道认为，王羲之作书悬肘悬腕，腕臂就好像鹅颈一样，伸缩自如，故往往能得天趣。清代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则说：“其要在执笔：食指须高钩，大指加食指、中指之间，使食指如鹅头昂曲者。中指内钩，小指贴（无）名指外拒，如鹅之两掌拨水者。故右军爱鹅，玩其两掌行水之势也。”即执笔时食指如鹅头那样昂扬微曲，运笔时则像鹅掌拨水，这样才能将力量集中于笔端。

第二例是他书扇济贫的事。王羲之为官期间，经常深入百姓，访察民情。有一次，他看到一个老妇在卖竹片编成的扇子。由于当地百姓普遍贫穷，虽然这种扇子非常便宜，但还是无人问津，老妇人满面愁容。王羲之看到这情景，心中很不是滋味，于是他找来笔墨在老妇人出售的所有扇子上都写了五个大字。王羲之当时已是大名鼎鼎的书法家，虽不能说是一字千金，但想求他的字也不容易。但老妇人不认识王羲之是谁，只被这位官人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王羲之跟她说：“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邪。”老妇人半信半疑地照此办理，果然人们争相购买，不一会儿，扇子便销售一空。第二天，老妇人又带了一批竹扇来，想再求王羲之书写，王羲之只好笑而不答了。民间传说，老妇人还找到王羲之家中要他继续为自己写扇，王羲之哭笑不得，只好东躲西藏。据说如今浙江绍兴的“躲婆巷”就是王羲之躲藏的地方。这个故事，既说明王羲之书法的精妙，为人们所喜爱；也说明作为地方官的他，有着一颗爱民之心。

在王羲之的儿子中，王献之的书法成就最高，后世有着“二王”之称。孙过庭在《书谱》中写道：“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繇）、张（芝）之绝，晋末称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之妙。”古往今来的评论家，在评述王羲之时会联系王献之，在评述王献之时又会联系到王羲之，将他们父子的书法进行对比。

说到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书法的传承之处，最主要、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清新超逸，神姿高彻，出尘脱俗，率性而为，不受任何束缚。一言以蔽之——潇洒。现代作家王蒙曾说：“潇洒也是一种心态，一种精神，一种拿得起放得下的豁达，是一副饱经沧桑而又自得其乐的欢愉。潇洒也是一种风度，一种胸襟，一种大度，一种精神的解放，一种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王羲之、王献之怀着这种心态、精神、风度创作出的书法作品，必然会给人带来轻松愉快的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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